最近出版的两部著作，却逐渐廓清了印刷术发展史上的种种迷雾。其一是辛德勇的《中国印刷史研究》。根据该书的考证，中国印刷术起源于唐代中期，唐代末年到五代时期，印刷术从民间进入精英阶层。这本书反驳了一个流行的观念，即清代以前尤其是明代时期，已经出现了铜活字印刷术。而辛德勇认为其并未出现，只是在铜版纸片上放置泥活字、木活字或者锡活字。到了清代，因为解决了木质受潮的问题，且铸造方便，成本低廉，中国都是以木板印刷为主。

辛德勇指出，中国没有诞生铜活字印刷，“这样的看法，很多中国人可能在情感上不愿意接受”，但是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近代以来西方印刷术对中国的影响，同时也能理解，“中国从‘传统书业’至‘现代出版’的转变，进一步引发图书文化一连串的变动，导致了印刷、装订等方面区别于古代出版的一系列技术变革”。

另一本著作《铸以代刻：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》则以近代来华教士的活动为中心，通过廓清早期传教士建立印刷所、书院、书馆等机构的文化活动，探讨西式活字印刷技术取代中国传统的木刻印刷术的全过程，重现近代早期中国印刷的变局。其时间跨度达半个多世纪，作者苏精曾负笈英国攻读“书目、校勘与出版史”，这使他既有专业的研究方法，也有机会阅读海外的英文档案。

1807年1月31日，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离开伦敦，告别亲友，绕道美国前往广州。马礼逊来华之时，清朝政府余威犹在，天朝上国的自豪感使得外国人受到诸多限制。因此，马礼逊为了完成“上帝的事业”传播福音，不得不采取迂回政策，在马来半岛的马六甲地区进行宗教书籍的印刷，然后再想办法让书籍流通到中国内地。

在印刷书籍的时候，出于成本的考量，马礼逊舍弃了中国传统的木刻印刷，开始改用西式的铸造活字印刷。英文字母只有26个，只要将这些字母进行拼接，就可以组成不同的单词。但是，中文却必须要每个字都进行雕刻，这也就导致铸造的时间和经济成本都非常高昂。马礼逊在澳门住宅成立了“马家英式印刷所”，铸造中文活字，印刷基督教小册子和介绍知识、新闻的期刊。他开创了中文活字印刷的尝试，同时也为后来者奠定了传教和印刷事业的基础。

为了满足西方的商业利益，早先来华的传教士必须印刷介绍中国语文字典和风土人情的图书，以方便接近熟识政府官员和有地位的人。马礼逊花费了五年的时间来编写中英字典，并由东印度公司专门在澳门建立印刷所进行刊印。为了将中英文合在一起刊刻，印刷者不得不牺牲英文部分，迁就字体较大的中文文字，造成了空间的浪费。

为了向更多的人宣传教义，传教士必须对印刷的速度进行改良。在19世纪初年，巴黎的铸字师傅李格昂在汉学家包铁的协助下，打造出了一种按部首偏旁拼合汉字的方式，即只打造通用的偏旁部首，然后将其拼接。最终减少了字模，节省了成本与时间。

这样的印刷方式，让汉字并不好看，每个字的大小、部位和美观上不成比例和匀称，这无法让中国人接受。因此，巴达维亚印刷所的台约尔不得不继续改进技术，打造一种台约尔小字，既节省了印刷成本，也让字体更加美观。到了1850年，台约尔共打造了5000个活字，深受中国人的欢迎，使用者还扩大至传教士以外的报社、政府与民间印刷业，成为了后来一直使用的一种活字技术。19世纪中叶，伦敦会创立的墨海书馆继续改进台约尔活字技术，增加活字字模，印书总数呈直线性上涨。“木刻和西式活字印刷的消长差距，在华人的惊叹声中又拉开了一大步”。

此后，西方的印刷机进一步在中国普及，让中国彻底抛弃了传统的木刻印刷技术。美国长老会所设立的美华书馆进一步将机器印刷发扬光大，主任姜别利为配合中文印刷技术还发明了电镀铜板。电镀铜板类似于中国的木刻雕版，只不过它比木刻雕板更加便宜，铸造起来也更为迅速，还能不断复制。姜别利后来成功将西式设备、汉文活字和技术卖给上海道台丁日昌。从丁日昌开始，美华书馆的汉文活字陆续有了中国官商、海关与在华外人的顾客。

由此，西式活字终于在与木刻印刷的竞争中超越并取而代之。西式印刷术对中国人读书习惯最重要的变革，就在于降低了图书成本，使知识普及范围空前拓展；其次，是图书体积缩小，版面趋于简化，之后又采用洋纸两面印刷，图书从此由线装改为平装或精装，直立插架代替了平面存放，书脊朝外并印上书名作者。

《铸以代刻》一书还原了近代“西学东渐”时代的印刷变局，也力图将近代传教士建立印刷机构的过程、运行方式、经费来源、人员纷争、印刷品内容和传播范围等内容进行考证分析。其目的虽然是研究印刷问题，却连带将近代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也进行了详细的叙述。不过，或许由于作者“野心太大”，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该书信息量繁杂，遮蔽了印刷变革的主线，增添了阅读和理解的困难。